从去年夏天开始，以大米为主食的日本一直处于米价居高不下的状态，平均每5公斤大米的价格维持在4200日元（约合210元人民币）左右，几近翻番。日本米价高得让人直呼“吃不起”，国民的钱包和情绪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日本农林水产省20日说，政府为平抑米价向市场投放多批储备米后，储备米库存量降至15万吨。日本政府决定紧急从国外进口大米，以应对灾害等突发状况。在这波被业内称作“令和米骚动”粮价风波中，掌控日本广大农村的农协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更牵扯出日本国内农协与政府、政客之间理不清的关系。
高米价“事出有因”
要深究日本此次高米价背后的原因，还要从二战后日本的农地改革说起。战败后的日本农业七零八落，农民生活困苦，粮食供应也不稳定。为扶持农业，日本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鼓励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通过农业产购销的全链条合作来共同应对市场风险、提高议价能力，日本各地农协便应运而生。农协几乎可以操纵日本整个农业，它的出现确实在一定时期带动了日本全国农业的发展，也使得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的保障。自此，农协的垄断地位逐渐形成。
此外，日本政府长期推行的“减反政策”也是助长高米价的重要原因。所谓“减反政策”就是当大米生产过剩时，政府强制减少水稻种植面积并对于减产或转种其他作物的农户给予补贴，以此在维持米价稳定的同时保障农民收入。
这波高米价风波始于2023年。受日本农村老龄化和此前新冠疫情的影响，日本全国农协和农林水产省为了保护米价，决定提升减反补贴力度，直接导致当年大米减产10万吨左右，又适逢高温造成大米减产，累计减产量达40万吨之多。从而使得从2024年8-9月开始，日本出现了寅吃卯粮的情况，提前消耗掉了2024年生产的稻米，且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日本政府在调控米价方面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大农协“尾大不掉”上证速配
日本的农协全称是日本农业协同工会。简单来说，就是由农户自发组成的互助组织。它的初衷很简单：帮农户把农产品卖出去，替他们采购肥料、农药、农机这些生产必需品，顺便提供金融服务，如贷款、存款、保险等。
年初，农协向农户支付收购秋季稻米的预付款，待大米收获后再按市价多退少补。农协直接收购农户手中的大米，并进行加工、分装，再批发给市场。因此，在销售方面，农协拥有直接定价权。但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农协不愿在这一交易过程中亏损，自然就会维持较高的价格。
此外，随着日本农协的发展，其经营业务和组织规模也日渐扩大。据统计，截至2025年4月，日本全国有496个农协组织，雇佣了大约16.7万名员工（有的地方甚至农协职员比农户还多），其业务范围也拓展到了银行、保险、婚丧嫁娶等各个领域，覆盖了日本的每一个角落，也承包了农民从生产到生活的一切需求。
以日本农协银行为例，其存款规模高达100万亿日元，农协共济的运营资金也有56万亿日元，堪称日本农村的“金融巨无霸”。在很多地方，农协甚至比地方政府还好使，连当地政府都会把农协银行指定为官方金融机构。
近年来，农协所从事的卖肥料、帮农民销售等相关业务常年处于亏损状态，更不用说还要养活近20万人的农协职员。因此，能够操控米价的农协是绝不希望看到米价回落的。
农政三方“抱团取暖”
这里的“农”是指农协，“政”则包括政客和政府的农林水产省，而能将这三者紧密联系到一起的无非就是一个“利”字。
首先，政客，也就是日本的国会议员，他们一般以自己的专长或出身领域被称为“族议员”。比如，专吃农林水产领域的政客就是“农水族”。他们为了当选国会议员就必须要依靠手中握有选票的农民。当选后也会为了“报答”农民，在政策方面为农民提供帮助。
其次，作为农民的代表势力，农协就会为了能让自己支持的政客当选、进而为自身谋利而倾力支持，并且还会持续提供各种政治资金援助。
而作为农业主管部门的农林水产省的官僚则会为了本部门能争取到更多政府预算，去听命于“农水族议员”的号令，与农协“互助合作”，共同谋利。
以前不久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的“储备米”政策来说，得利最大的还是日本农协。为了平抑日本国内米价，小泉上任伊始便提出了向市场投放政府储备米的解决方案，以期借此来打压市场米价，并鼓励农户与销售业之间自行签署采购营销合作。但4月日本政府第一次决定投放的21万吨储备米中，95%被农协买走，零售市场只分到2%。连政府的救市大米也得先卖给农协，再由农协定价卖给批发商、零售商，不能不说日本的“农政铁三角”是何其牢固。
日本专家预计，高米价问题反映的是日本的社会结构问题，如不能彻底进行改革，无论政府投放多少储备米，到明年秋季也不能改变5公斤大米4200日元的价格走势。日本首相石破茂要想在“高米价和对美关税谈判不力”双重压力的民愤情绪中赢得7月的参议院选举上证速配，困难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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